凡玩收藏的人都知道，錢幣有錯版，郵票有錯版。雖然從設(shè)計稿樣到制版，再到付印，從中經(jīng)過多道程序的嚴格審核，但最后還是出了差錯。這是不爭的事實，由此也使得錯幣錯票顯得異常珍貴。那么，在專為皇家燒制的御瓷會不會出現(xiàn)錯版器呢？這只有在瓷胎畫琺瑯中有可能，其他種類的御瓷在送京城前督窯官派專人進行嚴格挑選，不敢出絲毫差錯，否則會掉腦袋的。而瓷胎畫琺瑯就另當別論了。因據(jù)清宮檔案記載，琺瑯彩瓷因太為珍貴，即使燒壞的也要造冊登記，故偶然出現(xiàn)錯版而加以留存就顯得極為正常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反而格外珍貴。
在一次歐洲的拍賣會上，出現(xiàn)了一黃花梨匣裝的一組八駿圖碗，八只官碗上每碗繪制一駿，一匣分四層，每層兩只。匣內(nèi)的綾是織造精致的官綾，圖案細膩，質(zhì)地緊密，而且保存完好，如此精巧工藝非造辦處莫為。每只碗上的畫工更是令觀者拍案叫絕，你會聞到駿馬的鼻息，仿佛聽到它的嘶鳴，感到了被它的鬃毛所撣拂……總之，它是活的充滿著力的生物。
如果它不出自郎世寧之手，至少出在與郎畫技不分伯仲的宮廷一流畫師之手�？墒琴|(zhì)疑者照本對照，查閱了石渠寶笈中記錄的郎世寧十駿圖，發(fā)現(xiàn)琺瑯彩碗上的有一匹馬和畫上的同一匹馬，名字和尺寸都不同了，這究竟是畫錯了還是碗錯了？還有紅玉座這匹，畫上渲紅色應(yīng)是對的，碗上卻畫成了黑色。如此推斷，瓷胎畫琺瑯應(yīng)屬仿品！如果對琺瑯彩瓷沒有過認真的研究，得出此結(jié)論尚可原諒。但如果我們按常理想一想，既是照本臨仿往往不會將簡單的名字也仿錯？不排除一時走神抄錯了名字和尺寸，但絕不會將紅色臨成黑色！因此，仿品說是站不住腳的。何況碗上瓷畫的藝術(shù)造詣絕不弱于絹本上的，加之瓷胎上更難于運筆。所以，仿品論難以成立。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此琺瑯彩八駿圖和石渠寶笈中十駿圖的差異所在？此問題的根源還要從瓷胎畫琺瑯的特殊性上找原因。我們知道瓷胎畫琺瑯成功率低，料昂貴，故十分珍稀，自雍正朝開始，即畫錯燒壞的也造冊登記，那燒制成功的愈顯難得。不是像在絹上繪制，想畫什么就成什么，可謂隨心所欲。而在瓷胎上畫就沒那么好把握了，即使繪制過程全不出差錯，送進窯內(nèi)燒制還會發(fā)生意想不到的變化。一堂八駿圖題材的碗可能繪制了80個甚至800個也難以如愿。這一匣本來是十駿圖的題材為什么只繪了八只就是這個原因，不是不想湊成10只，而且實在湊不成10只，只能屈求成8只，此其一。其二，根據(jù)清宮檔案記載，為了保持各組風格的獨立性，創(chuàng)作瓷胎組畫往往由幾名御用畫師分別繪制，比如畫十駿圖，并不是各畫一匹，而是各畫一組十匹。十個畫師各畫10匹一組后，各挑選一組10件，共100件進窯，但最后能燒制成功幾件誰也不能保證，完全聽天由命。這匣八駿圖碗也必定由幾個宮廷御用畫師分別創(chuàng)作，出現(xiàn)紅玉座用黑色的原因，不排除其中擅長用墨地畫琺瑯的鄒文玉將十駿全用了墨色，故將紅玉座也全用黑色繪制（此現(xiàn)象在雍正琺瑯彩三牲搖鈴尊上出現(xiàn)過，附圖），但最后進窯燒制結(jié)果只有紅玉座那碗成功，其余全報廢了，另外的畫家筆下恰恰畫紅玉座的碗無一成功，最后只好從胎釉、圏足、落款均肉眼找不出瑕疵中挑出八件，湊成一組，這可能就是一匣八駿的由來了。否則，很難想象，約定俗成的十駿圖為什么只燒制了八駿？一只瓷胎畫琺瑯碗，從繪制到燒制成功，未出現(xiàn)點滴瑕疵那就是一件稀世珍寶，絕不能以對常規(guī)的畫作加以要求和論證的。如果我們有心留意一下臺北故宮博物院或大英博物館內(nèi)的成對琺瑯彩器，有些雖是兩只，但圖案并非呈對稱狀，比如鳥的頭并非一只向左另一只向右，而是全偏向同一方位。其實當初并非不想成對，而是燒制了幾十只，卻挑不出成對兩只，最后也只好委曲求全，將兩只完全一樣的配成對收藏，這就是琺瑯彩瓷的特殊性。這一匣八駿圖雖不是預(yù)想中那樣成套，但已屬頂級的稀罕之物了，從嚴格意義上講，也可以說它是琺瑯彩瓷中的錯版。如此，也就更彌足珍貴了。乾隆皇帝深知它的來之不易，故命造辦處木作坊用黃花梨（當時稱花梨木）制匣珍藏。此也是錯版乾隆琺瑯彩八駿圖的由來。
